高华：您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邱政：您好，大家好。

姜桂玲：各位网友大家好。

李书国：各位网友大家好。

王淑芳：各位网友大家好。

高华：大家好，我叫高华。来自张家湾，现在是北京潞通洪运工业园区的总经理，别看现在大家都叫我高经理，三年前，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就是我的梦想，刚结婚的时候，家里穷着呢，全家六口人，挤在三间破房子里面，全靠我爱人一个人打工挣钱养活我们全家，那个时候我不止一次问我自己，你就不想过上好日子？致富的梦想就像种子一样在我心中生根发芽，那时候张家湾的建材门窗行业做得很红火，在村里的支持下，我们租下了大队的破马棚，做起了门窗加工的小作坊，那马棚夏天漏雨，冬天漏风，招来的工人，最多的时候一天就走了三拨，可这还算不上最难的，没人来活，那才是最让人着急上火，我爱人老实巴交，张不开口，拉活的就交给我了，我每天走街串巷，终于谈成了一笔买卖，可是是赔钱的，因为客户不相信我们的质量，我就免费给他们做了几个，还跟他们说，如果看得好，就当给我们打广告了，第二天，我就把做好的门窗给他们安装好了，他们一瞧，这质量不错啊，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的，这买卖就做起来了。

　　随着客户的增多，我又盘下了40亩地，和亲戚朋友借钱盖起了5千平米的厂房，还上了两条现代化的流水线，生意越来越红火，厂房盖起来了，可是我的心里老想，还缺一点什么，于是我就在想，先种上一些树和花草，美化园区，工人们也可以散步聊天什么的，工作起来他们心情也愉快，又过了几年，我把这噪音大、污染大的门窗厂迁出去了，建设成了一个花园式的工业园，17家国内外的企业看中了我们的环境，他们陆续入住，还称赞这儿的生态环境太美了。在大家的夸奖下，我又有了一个新的梦想，改造张家湾镇的垃圾填埋场，这个垃圾厂占地230亩，恶臭熏天，成了村里人的心病，而且距离我们工业园比较近。我要移走垃圾山，建立一个农庄生态园，让张家湾变得更宜居，我的想法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可移山不是上嘴皮碰下嘴皮的事，我和工人们都带着敌敌畏消毒，苍蝇死了一大片，垃圾运走了一大车，刚开始的时候工人们很辛苦，我就和他们一起干，大家看我一个女人都不怕脏，不怕累的，他们的干劲就更大了，我们就像愚公移山一样，身上都是包，被蚊子叮的，对那里的臭味也渐渐麻木了，8个月以后，这个地方变成了平整地，可土质太差，种子播下去连苗都没长出来，大家都帮我找原因，高总，还是这儿的土不行，按照技术员的办法，我们必须改良土壤，渐渐的那玉米出色了，可还是接不出玉米来，这个时候有人泄气了，跟我说，高总，这个地方要变成生态园太难了，亲戚朋友跟我说，你现在是总经理，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不干，这辈子也够你过的了，你跟垃圾堆较什么劲，那个时候我心里也有一些打鼓，晚上也总是睡不着觉，眼前老是浮现出当年创业时的场景，那四面漏风的马棚被当做厂房，走街串巷的推销自己的产品，为了支持我建新厂房，平时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姑姑，拉着我的手说，你就好好干，如果真赔了，我那套房就给你们，给我们找一个睡觉的地方就成了，这些年我们积攒的家当真的太不容易了，如果生态园要真是建不起来，我们这几年都白干了，可是我这个人有一个不服输的倔脾气，我相信只有坚持梦想，一定会有回报的，我一咬牙，豁出去了，接着干，又是一大笔资金的投入，我从通州区的楼房搬到了生态园的平房，可眼前又是一个大难题，那小树还没长成才，杂草又长疯了，这里是生态园，我们又不敢使用农药，大家跟我一起来，我们用手拔，我第一个带头干了起来，手背上面都是大口仔，生疼生疼的，接着干，就这样苦苦干了四年，土壤改良终于成功了，当我看到树上挂满了樱桃、杏子，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如今这里的小树已经渐渐长大了，从前的垃圾山真的变成了天然的大氧吧，生态园马上就可以开门迎客了，城里的游客可以来，乡亲们也可以来，我希望大家在这么好的生态环境里，都能健健康康地长命百岁。我相信有了党的好政策，只要我们脚踏实地的真干，你的梦，他的梦，大家的梦都能成真。致富梦、生态梦，繁荣富强的中国梦都能实现，谢谢大家。

邱政：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我叫邱政。
　　三年前，我来到门头沟王平镇西马各庄大学生村助理，当了这儿的一名大学生村官，我一到这儿就被吸引了，可村里人跟我说，以前这里不这样，到处都是小煤窑，环境脏乱差，是一位大恩人和他推广的垃圾分类，才让我们全村人，圆了美丽乡村的梦，他们说的这位人是冯建国，我们都喜欢叫他老冯，别看他50多了，可干起工作来，比年轻人还疯狂，他用了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把困扰我们村近50年的生活垃圾分类问题给解决了。这事还得从2005年10月说起，冯建国到我们这儿蹲点调研，一下子就选中了我们这个西马格庄村，当时所有的小煤窑都关了，这可把我们的村干部急坏了，村长说，这个老百姓的收入怎么办？书记说，一下子闲置了这么多劳动力，要命啊，就在这个时候，冯建国推门进来了，说别着急，我给你们请专家来了，打那儿以后，冯建国就带着庄稼和我们的村干部研究土壤成分大气环境，琢磨着怎么发展。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种上了500多亩的金苹果树，并且他还想把这儿建成美丽山村，让城里人采摘、旅游，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这垃圾肯定越来越多，眼看这山好不容易绿了，水也清了，果品有机了，可是要到处都是垃圾，谁还来旅游啊？老冯想着得琢磨一个什么招，得把这个垃圾变废为宝，想来想去，老冯说有了，垃圾分类，可垃圾分类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老冯就跑到单位，报了课题，要专门研究农村的垃圾分类，在单位领导的支持下，便夜以继日地投入到研究当中，那一阵子见了熟人，您根本甭指望他打招呼，他一天到晚满脑子都是垃圾分类的事，2007年的春节，整整一个假期，他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研究垃圾分类的方法和流程，每次有想不通的时候，他就自己实地考察，他的妻子是又埋怨又心疼地说，你呀，干脆跟垃圾过去，甭回家了。这个老冯他眼里面看的是垃圾，心里想的是垃圾，嘴里和人说的还是垃圾分类的事，为了让大家重视起垃圾分类，老冯还成了义务宣讲员，无论走到哪儿，只要有机会，张开闭口就讲垃圾分类，人们都说他魔怔了，连朋友都说他，老冯，除了垃圾，你就不会说点别的了？像这种话，老冯听得太多了，可他根本没有往心里去，因为他知道，绿色北京不是喊出来的，是干出来的，不解决这垃圾卫生问题，建设绿色北京不就是一句空话吗？就这样，老冯带着他刚刚出炉的垃圾分类的模式找到区里的领导，这位领导说，好啊，我们一定会配合你，就这样，垃圾分类在我们王平镇正式展开了，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要改变村里人几十年形成的卫生习惯，哪那么容易？冯建国又开始挨家挨户做工作，常常忙到夜里才回家，渐渐地这垃圾分类被村民认可了，开展得也越来越顺利了，就拿我们村来说，原来村子真的是垃圾遍地，可现在您随便推开谁家的门，都会看见三个不同颜色的垃圾筒，回收不同类型的垃圾，村里的环境别提多好了。我们村里的垃圾分类，还得到了市里领导的重视，2007年6月，主管农村卫生工作的市领导来到我们村调研，一连走访了5家农户，问了同样的问题，老乡，这分类麻烦不麻烦啊？你们能坚持吗？乡亲们都说，领导，您就放心吧，这是好事，我们能坚持。还有一次，有一个外国朋友去了，他回来后就找到冯建国说，中国的农村，我去得太多了，可这么干净的还真没见过，您猜老冯怎么说？美丽北京不是吹的，您瞧着，用不了几年，到时候北京哪都会更美，老冯说得没错，凡是参加了垃圾源头实验的村，都像我们村一样，变得又干净又整洁。10年初，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理念和经验，终于走进了城市，垃圾分类、垃圾减量，成为了全社会的共同行动，我们的美丽乡村梦实现了，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都能像冯建国这样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大家的美丽北京梦也一定指日可待。谢谢大家。

姜桂玲：各位网友，大家好，我叫姜桂玲，是一名乡村医生，我当了38年的乡村医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我的父老乡亲们都能健康平安。
　　过去我们乡下人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最怕的就是生病了，在我们乡下有这样一句话，小病扛一扛，大病拿命挡，乡亲们生了病，没钱去城里的大医院，我这乡村医生就是他们最后的希望。记得一天中午，我正在吃饭，村里张大爷家的儿子满头大汗跑来了，姜大夫，我爸不行了，你快去看看，我到他家一看，老人都穿好了干净的衣服，闺女烧着断头纸，我赶紧给老人进行检查，一看他是急性肺炎高烧引起的昏迷，我说你爸还有救，跟我拿药去，经过紧张的医治，到下午4点以后老人醒了，从那以后，他说是我救了他一命，她的药真好，准是政府送来的，您看我这个不仅成为了他们生命的守护者，还让他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那一刻我就决心要当一辈子的乡村医生。这些年，我养成了一个习惯，睡觉时衣服不全脱，脱下的衣服一定要和出诊箱一起放在身边，为了使夜里穿得方便，在我儿子小的时候，一个人带，夜里出诊，只能把他锁在家里，记得一天夜里，出诊抢救一个危重病人，几个小时过去了，病人转危为安，在回家的路上，我离家老远，就听到儿子的哭声，妈妈，我怕，我怕呀…，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我家里还有孩子呢。有的时候回到家里静悄悄的，儿子睡着了，可小脸上还挂着泪珠，小枕头被泪水打湿了一大半。过去我们乡下人的日子过得艰难，我也理解乡亲们的难处，几十年来，给乡亲们看病扎针，按摩从来不收他们一分钱，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有农村合作医疗了，这可给我这乡村医生分忧了，解了大难了。有一天夜里，村里老王的媳妇打来电话，她说，大姐，你快过来，我家老王不行了，动不了了，我背起医药乡赶了过去，我说这是大病，赶紧送医院，老王的媳妇说，大姐，不行树液算了，去医院得花好多钱，傻妹子，我们不是有新农合吗？不是能报销吗？老王经过医院的抢救，脱离了危险，他住了十几天的院，80%的药费都报销了，还享受到了政府免费发放的药品，身体渐渐康复。老王的媳妇见了人就说，是新农合救了老王的命，要不然我家的顶梁柱就塌了。这些年，党和政府非常关注我们农村医疗工作，不仅经常给我们进行业务培训，还不断地改善我们的医疗条件，让我更好地守护着父老乡亲们的健康，2001年起，全国红十字会在我们这儿组织了95公关课题原发性高血压的防治，我每天都会把免费的药品送到病人的家里，十年下来，我们村高血压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下降了，老人们高兴地说，过去要请大夫，那得套着牲口去接，现在大夫把药都送到家里了，我们有病不扛着了，我们就得按时吃药，健康活着。乡下人朴实又本分，他们把对党的感激、热爱，都给了我这普通的乡村医生，他们把我当成了亲人，10年的夏天，我在给一个小孩看病的时候，突然手就不听使唤了，脚也走不了路了，经过检查，我是得了急性的一种病，乡亲们听说我生病了，都到医院来看我，80多岁的老大爷、大妈们来到我的床前，含泪说，孩子，你心疼死我了，有的大男人不好意思落泪，都说姜大夫，你怎么病了？这不是天塌了吗？每到这时，我都会努力坐起来，告诉乡亲们，我没事，就是乡亲们激励着我重新站起来了，我又回到了心爱的卫生室，记得第一天上班，刚到卫生室门口，就被人看见了，不一会儿的工夫，开车的停下了，走路的也站下了，卫生室门口围满了人，老人们他们都说你的身子骨怕寒，多穿点，丫头，边说，眼泪就流了下来，就连几岁的孩子都说，姑姑，姑姑，你可回来了，那一刻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知道在我们房山，在北京，在全国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乡村医生，为了父老乡亲们的健康梦，他们踏踏实实的工作者，默默无闻的付出着，我的心里也怀揣着和他们同样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即使付出得再多，我也无怨无悔。谢谢大家！

李书国：各位网友，大家好，我叫李书国，是大兴区榆垡镇刘家铺村书记。
　　我们这个村就在北京的最南边，再往南就是河北固安，我们村是大兴区的果树专业村，全村1300多亩土地，种的都是果树，但是由于品种老化，当时一斤才卖2、3毛钱，乡亲们忙活了一年，到秋后，一亩地收入1千块钱，那就是算好事了。2001年，为了帮助大伙儿致富，政府补贴，把我们的鸭梨都嫁接了，换成丰水梨，我们组建了村里的果树协会，大家推选我兼任会长，这样党支部就具备了双重身份，一个就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另一个就是引领着村民发家致富的果树协会，作为会长立了一个规矩，绝不用大家的一分钱。
　　2003年，嫁接的丰水梨，黄金梨开始结梨了，当时一斤卖到了1块3，乡亲们开始有钱了，可是转过年来，果农就提出来，说我们套梨用的果袋价格太高，大的9分，小的4分，这不是一笔小钱，我们用的果袋都是在山东产的，我们一合计，如果能够实现厂家跟我们村民的直销，肯定能给大家省钱，这样我们就决定给大家跑一趟山东，但是当时村里面没有什么钱，又不能收老百姓的钱，这事办起来就挺难，不管多难，咱也得想办法给大家办，我就找了我一个朋友，开着他自己的车，拉着我们就去了山东，到了青岛，那真是跟人家一厘一厘往下砍，最后跟人家的签单价，大的5分8一个，小的1分8一个，这样一年下来，我们为全村的老百姓节省了购袋资金20多万，老百姓都说，咱们党支部真给咱们干好事啊！
　　嫁接以后的梨树需要人工授粉，在我们那儿当时雇佣一个劳动力，一天就得给人家60、70，我们打听到河北省的青县卖电动授粉机，这样我就坐了6个小时的长途车，到了青县，为大家买了80台电动授粉机，回到村里一报账，会计看了看我，说书记，你这一趟差出的，怎么就住20块钱的旅店呢？我说大家的钱来得不容易，让我拿出去花，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再说了，出去给大家办事，饿了咱能填饱肚子，困了有地方睡就行。村里面的果品销售主要依托着两家合作社，这两家合作社每年能收走我们70%、80%的黄金梨，我记得2011年的8月份，正是我们的黄金梨即将成熟，准备采摘下树的时候，有一家合作社突然关张，不干了，他这一不干，我们村将近100万斤的销路一下就断了，消息一传出去，当时的小商小贩们真是乐坏了，他们联合了起来，准备要大幅度给我们乡下压价，这个消息一传出去，乡亲们坐不住了，说书记赶快想办法，要是真的把价压下来，咱这一年可都全白干了，我就跟大家说，大家别着急，有党支部兜底呢，我们一定想办法把大家的梨都卖出去了。说句实话，这100万斤到底能不能全卖出去？我自己的心里也没底，可咱也得给老百姓干，这样我就跟我们一名支部委员自筹了26万资金，把这一家关张的合作社的设备都盘下来了，然后又在邻村我们临村租了一个地方，我就告诉大家，咱自己的合作社成立了，今年的黄金梨低于1块8，咱谁都别卖，合作社都收，这一下乡亲们就踏实了。那一年不但乡亲们没受损失，而且每斤还多卖了2毛钱。现在我们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乡亲们买了楼房、轿车，还装上了太阳能空调。过去我们靠养儿防老，现在我们是人手一份养老保险，过去我们是小病忍着，大病扛着，现在是人手一份新农合，我就深深地感受到是我们党的好政策，帮助我们农民圆了这个过上城里人日子的梦。乡亲们富了，村委会可不富，我们全村只有两辆公车，一辆垃圾车，一辆小铲车，我们几个村干部还骑着电动自行车，有的村民就跟我们开玩笑，说书记，都什么时代了，还骑着个电动车，别给咱们村丢人，我说只要是乡亲们能富，只要是乡亲们认可，我们这几个当村干部的，我们就是骑驴，也给村里面丢不了人。人心换人心，黄土变成金，一点都不假，前几年村里面修路，村民的800多棵树需要移栽，号召村民要在10天之内，把这个树移栽完了，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们的村民跟党员在一起，就用了五天，就把这800棵树都搬家了，施工单位的领导握着我的手说，老李，你们村的老百姓真是太好了。
　　十几年支部书记工作使我认识到，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党支部只要时刻把老百姓的利益摆在首位，放在心上，老百姓就能凝聚在党组织的周围，谢谢大家。

王淑芳：各位网友大家好！ 　　王淑芳：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帽山村村民王淑芳。我们村是北京最偏远的一个小山村，今儿个我就和大家说说，我们这些山里人的梦想。
　　17年前，我就有一个梦，就是想改变我们村的风景，那个时候村里有一些风气不好，有不孝敬公婆的，有打麻将赌博的，有爱讲荤段子的，俗着呢，有的家小两口还经常打麻将输钱，生气打架闹离婚，那真是白天输，晚上赢，白天晚上稀里花拉一片麻将声。我看着这些现象心里急呀，正在这个时候，我的姐妹张树平来了，我说赵本山一出现，谁都盯着电视看，我说要不我们也整一个小品，给大家看看，你说行吗？她说行啊。那说干就干，我们两个坐在炕头上，拿起笔就写了小品，《劝丈夫》，可是男主角没有人演，没辙，我就自己当起了男一号，我一上台，把男人在麻将桌上的那一点德行学得是分毫不差，逗得村民边看边乐，掌声不断。村民们喜欢，我们就经常坐在炕头上写小品，表演唱，三句半。我们创作的作品除了劝人戒赌的，还有计划生育的、婆媳关系的、农村新风的，我们用这新词再配上老调，给大家一演，乡亲们都说，这节目比电视上的还好看呢。
　　慢慢地，村里打麻将赌博的人少了，我的梦实现了。
　　我又想着，咱庄稼人，不光要过好日子，还得图个乐呵，要建设新农村，更要当新农民。
　　我们帽山村过去有个花会，扔了多少年了，我们姐几个琢磨着，要是把它恢复起来，那该多好啊，可是办花会，得要钱呀，咋也得置办点锣鼓家伙事儿吧？
　　没钱，咱就想没钱的辄，我们几个一合计，大伙儿凑钱，我们几位，每人凑500，办成了就把钱还给大家，办不成就算了。当时我们家并不富裕，上有七十多岁的老人，下有两个良好，儿子正在上高中，一年要花好几千块钱。全家人收入全靠几亩地。
　　晚上，我和孩子他爸合计：“上哪儿弄钱去？要不，把咱家那头猪卖了吧？”他爸说：“那猪才多大呀，现在卖了，亏大了？”我说，不卖猪，咱家还有啥值500块钱呢？要不，你把我卖了得了？他爸乐着说：“拉倒吧，你还不值500块呢，咱还是卖猪吧”。
　　第二天，就把我们家那头要吃的猪给杀了，卖掉了我们全家人一年要吃的肉，卖了400多块，又添上好几十块钱，才算凑足了500块。小女儿看到猪被卖了，一个劲地跟我哭闹：“妈，你把猪卖了，我就没肉吃了，我要吃肉，我要吃肉！”我赶紧安慰她：“孩子，等把花会办起来，咱再买头猪，妈天天给你炖肉吃。”
　　没成想，在我们的带动下，村民们这个拿20，那个拿30，大伙儿这么一凑啊，还真不少，一下子凑了7500多块。有了钱，我们置办了锣鼓镲、服装和好多道具，道具齐了花会办起来了，一百多人的文化队伍站在村街中央，会首叉腰一喊“起会喽”，你看吧，耍龙灯、舞狮子、跑旱船、逗小车，还有那二魁摔跤，节目一个比一个俏，一个比一个好；村里人乐了，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叫好，比大年三十吃饺子还乐三分呢。
　　我们的传统节目“二魁摔跤”，那是老辈子传下来的好玩艺儿，还列为咱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二魁摔跤”有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老规矩。可我们姐儿几个偏不信这个邪，我们一方面求师傅教我们，一方面我们自己琢磨。我们终于成立了帽子村女子二魁摔跤表演队，这在我们这块儿，可是一绝了，您要是有机会帽山村，我们一定给您亮亮这绝活儿。
　　办完了花会，我们接着办晚会，2003年的大年初一，帽山村的“春晚”开始了，三四岁的孩子朗诵着《国旗我爱你》，年轻人唱着《在希望的田野上》，七八十岁的老人笑得合不拢嘴，高兴得也上台唱起了秧歌柳子（唱秧歌柳子：你说那个一来呀，我给你对上一，百姓的生活真富裕），我是村里的明星啊，节目压轴儿，这时，我手里拎着只大王八，一上台说道：“老太太我今年八十八，连儿带女生了五加三，受尽了苦和累，如今又得了高血压。可儿女们呀还真孝敬，今儿个给我拎只大王八，妈，给您补补身子吧，您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现在都孝敬老人着哪。”
　　戏没演完，那掌声就哗哗地，全场人差点笑喷了。晚会结束了，乡亲们还围在一起说啊，笑啊，半天都不愿意回家。
2010年，我走进了北京市百姓宣讲团，百姓宣讲团把话筒交给咱老百姓，让咱有机会把自己这点事儿说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农村的快乐生活。这回，我又成立了我们的家庭宣讲团。
　　我们一家四口齐上阵，我讲咋给大伙儿找乐子，儿子讲他咋扎根基层给老百姓干点实事，儿媳妇讲她咋扔下6个月大吃奶孩子到山里支教，小女儿讲她咋在学校当个三好学生。
　　习总书记提出要实现中国梦，我们老百姓都乐意听。中国梦本来就是咱老百姓的梦。人有梦，才有得琢磨，没梦，没理想，就是没出息，瞎胡混。
　　我想，咱们的中国梦实现了，老百姓几辈子的梦想也就实现了，为了实现中国梦，我们人人要埋头苦干，人人要出力流汗，人人要多做贡献，大家说是不是啊？
谢谢大家!

高华：说是叫生态园过去就是我们这里的垃圾山，这个垃圾山是镇里的垃圾山，挨着村里的比较近，那个臭味特别大。离我们工业园也近，现在工业园变成外资园了，一刮东南风它就飘过来，大概其离我们三里路，所以工业园做好了以后，我们就和镇领导说，这个我们承包下来吧，做一个生态园。我们用了是八个月的时间，一冬天，一春天，把所有的垃圾全都清走了，就这样，把它清走了以后我们就把它改造成生态园。一是方便好管理、二是为了让张家湾变得更宜居，省得乡亲们闻臭味。但是这里的土壤太差，就跟较了好几年的劲，种什么都不长，下雨一点都吸不进去，就那种土质，为什么这里当成垃圾山，它有它的道理，不长东西，苦苦改良了土壤四年，这过程当中没少费心思。现在目前生态园的还没直接收益，主要是树木，景观园林，还有樱桃树和杏数我改造它的主要就是改造生态环境，现在真是特别美，景观园林起来了。我们要继续按照区里的规划进行建设，以前没有灯，现在全都有了，水电全完善了，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这里的天然氧吧，乡亲们可以在这里散步、休闲，享受更宜居的生活环境。

邱政：当时主要是因为觉得去农村能有更自由的空间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能够根据自身的一些特长，多发挥一下，农村更需要我们，所以去农村。

邱政：如果真的想跟村民打成一片，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自己不拿自己当外人，就是自己必须把自己当成村里人。第二点，摸清他们的习惯，他们可能是早出晚归，晚上聊天打牌。我们上学的习惯是上课、玩电脑，就是改变自己的习惯，跟随他们的习惯，大家的关系就融洽了。

邱政：我觉得在新农村建设当中，村官的作用非常大，必须发挥自己的特长，敢想敢干，用一种年轻的活力，和他所具备的知识，再利用农村蕴含的很多资源挖掘这个地方的潜力，这样把这个农村建得更有特色，对整个农村发展有非常大的作用。

邱政：在村里面棘手的主要问题，第一就是村民之间可能发生冲突或者有一些利益关系，第二可能我们做的工作他们不理解，明明我们为他们好，他们可能没有认识到那个层面，这两个比较棘手。但是这个事情不能急，只能通过摸索，通过了解他们家庭之间的历史和背景关系，通过这个环环地“解扣”，把他们的关系缓和了。其实农村的老百姓很纯朴的，知道你做的事情真的为他们好，肯定会理解的。

王淑芳：我们在96年就开始搞这些文化活动了，96年的时候，人不富裕，村子也比较穷，但是大家都集资凑钱。第一个困难是钱的问题，搞活动肯定需要资金的，不管是大也好小也好，都需要有资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就自愿组织凑钱，你出30、我出50，都是义务的，这样把资金问题就解决了，买点服装道具这些。第二个困难是人的问题，我们村演出的人员也是自愿参加，没有说是你去吧，你去吧，没有，就是一喊，愿意参加花会的自愿报名，节目也不限人数，最多的一年参加演出的人达到160、170人，但是现在随着年轻人都到外面上班、打工了，人少了，现在我们演出的规模就小了一些，但是也是80来人。这些活动都得是在农闲的时候，农忙的时候那不行，都得下地干活，那来不了。

邱政：首先就是不管做什么工作，它都能出彩，都能出色，但是你一定要用心去琢磨它。真的踏下心、弯下腰去做一件事情，肯定能成功。

邱政：我觉得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可能不能通过短短三年就能实现，但是至少它阶段性实现了我的一个理想，当时家里面人不是特别地支持，也是顶着压力来到农村，但是这三年下来，我觉得我收获挺大，一点也不后悔，或者我觉得农村带给我的东西，比我想象的还要多，我觉得特别值得珍惜这段时间。

姜桂玲：当赤脚医生一直到乡村医生，38年，其实怎么坚持到这么长时间？从开始我干这行起就喜欢这行，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初中初三毕业的时候，那阵有个学医班，就是赤脚医生，我从小就喜欢当白衣天使特别神圣。从毕了业以后，在村里当上了医生，如愿以偿通过社员的选举、推荐，完了当上了一名乡村医生。从我当上乡村医生那天起，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哽咽），想想有点不舒服，我老父亲第二上医务室上班了，老父亲语重心长嘱咐我，你如果当大夫，你必须要有第一责任感，第一你要有责任感，病人上你这看病，那时候只知道ABC，上你这拿ABC，他的命就拴在了你的裤腰带上，把父老乡亲们的命搁在心里，你才能干好，不然你就别干，我说你放心吧，我肯定干好。从那以后，这个责任感一直激励着我到现在38年，所以对待我的父老乡亲，对待每一个病人，我的责任感一直坚持了38年。提起了家人的理解，我父亲、母亲特别的理解我，他也特别支持我，因为那阵我奶奶和我爷爷，我奶奶有三岔神经，那阵医疗条件不好，我们家里姊妹也多，做饭、干活，就那么疼着，我那阵就想我一定要当一个大夫，我能解除这个病痛，我干了那行以后，我父母特别理解我，那阵当赤脚医生，早晨一睁眼，背起药箱就是一天。我兄弟姐妹挺多的，根本帮不了母亲干活，母亲特别不理解我，说你每天背起药箱就走，我的父亲就特别理解我，我干的工作不能说人家给你有病了，咱家的活再多搁搁，所以挺理解我。可是要提起家人来说，主要对孩子有点欠缺，我孩子说的，不是说一个例子，都是夜里出诊回来，有的时候把孩子搁在家里，出诊走了，那一阵净出诊，现在医疗条件好了，那阵不行，所以有时候一个夜里出两三次那是正常的，把孩子搁在家，有时候给人家看病，比如一个肚子，肚子疼了我给你打针，我就赶紧走了，那不行的，头疼我给你弄片药，你吃了我就走了，那会儿赤脚医生责任感不会那样的。即便我给你的药吃，给你打上针了，看你好了，不疼了，你夜里就是急诊了，安静了睡着了才能回来。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孩子说，妈妈我怕，一听哭，这是我的孩子，我家里还有孩子，怎么忘了，一瞧病把家里都忘了，这是常事。其实还有的时候回到家静悄悄的，这家怎么这么静，一瞧孩子哭了，真是脸上挂着小泪珠，他哭是一个心里，不哭，我儿子不净哭到什么程度了，哭累了就睡着了，所以也挺辛苦的。对家人还有家人的理解，对孩子挺愧疚的。不过现在我儿子挺理解我的，我儿子大学毕业，都挺有出息的，我儿子我还是挺自豪，挺骄傲的。

姜桂玲：最大的难处，应该说现在全都解决了，原先最大的难处是缺医少药，作为那阵的大夫首先，那阵我一直干那行以后，就特别注重学习。那时候乡亲们有了病了，你看着束手无策，都不知道人家得得什么病，那有多少着急啊，所以从那阵我就立志要学习，学习医疗知识，虽然咱们农村的医疗条件差，可是我差，我得要知道人家病人什么病，你这是什么病，急还是不急，不能耽误病人，不过现在没有，现在有农村医疗了，农村医疗特别好，像我们村卫生室，从早四室分开，有药房，有新农合，村里边都有社区服务站，现在乡亲们看病特别方便，挺好的。

邱政：我觉得村官在农村这三年，可能真的像上了一个“社会大学”，当你期满，就相当于你毕业了，毕业之后你可能需要跟自己的性格或者跟你三年学到的东西选择一些你更想从事的行业或者工作。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有可能去通过公务员考试，去成为一名基层的公务员，也是在基层为大家工作，可能只是这个部门不同，不是在村里任职，而是做一些更细致的工作。另一个可能继续在村里面任职。现在运气比较好，通过了公务员考试，也是在等待组织的进一步安排。

姜桂玲：现在的主要变化，就拿我们村卫生室来说，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特别小的小土房，有时候那阵打针不是现在都是一次性，那时候小针管，是无菌的，土有时候掉下来了，还得重新去涮，现在是五间大病房，特别敞亮，像诊室、药房、操作间也都特别的干净。

姜桂玲：那个没有，因为我们乡村医生和村民的那种感情都是什么？那种是一种亲情、乡情，再有医患三种的关系，融为在一起。村民很朴实，再有你作为乡村医生，你要对他负责任，你要拿他当亲人，你拿他当亲人，你负责任了，这种问题不会说发生。我拿心对待你，你来了，我就拿你当我的妹妹，岁数大的来了，我拿他当我的父母，孩子来了我就当我的孩子，所以这种医患关系一直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我们都是这种医患关系，年轻人来了我的兄弟姐妹，岁数大的是我的父母，岁数小的是我的孩子，一直这种感情，这么我们融合的。

姜桂玲：其实中国梦就是咱们老百姓的梦，作为一个乡村医生的梦，其实就是百姓健康梦，我的百姓，我的父老乡亲们都健健康康的活着，这就是我们一个乡村医生的梦。

姜桂玲：像38年来也不是常有的，有一次也是有，有的时候夜里出诊，现在没有了，现在又有农村合作医疗，你像病人现在网络或者是通讯都挺方便，打个电话，乡亲们也都知道你，就是说特别紧急的时候夜里找你。可是当赤脚医生那阵不行，那会儿人意识也差，人稍微夜里有点什么，可能服务态度好都在找你，夜里有时候一宿起来两三次，也不是说一次，要是瞧两三个别人那是太轻松不过了，不是这样。他是什么，你这刚脱了衣服，特别是大冬天的，小被窝还没热呢，这个就来了，姜大夫，我们家小孩吐呢，背起药箱去了，去了给人家看看，瞧完了回来了，回来到家衣服脱了，被窝还没热，又来一个，有时候一宿要这么两三次就快到天亮了。那时候岁数也小，把诊箱往床边一搁，坐在那儿，我奶奶说，丫头你怎么不睡觉？我说我不脱衣裳了，净脱了穿，脱了穿。我奶奶说，傻丫头，你瞧几点了？睡觉吧，睡会你还起来上班呢，这么着躺着，不穿衣裳了，早晨起来赶紧吃饭，一个村多少个打针的，人家那会儿病人都不是上医务室，是叫上家看病，送医送药送到田间地头。这阵的时候想，干这个真麻烦，不干了。后来一想，我的理想是什么？我就想当个大夫，这会儿老百姓需要我，我就得干。

姜桂玲：我最大的收获，我的收获可大了，我刚开始当赤脚医生的时候我就初中毕业，我初中毕业就当了赤脚医生，所以我学历不高，现在通过我当乡村医生，我学到了我大专的知识，大学的知识，04年咱们教育部和卫生部单给我们乡村医生组织我们上大学的机会，我通过考试，我上学梦，我上了四年全日制上学，那是怎么给我们，一个星期，两天三天，当我背起了书包走的时候，我就回到我儿时的上学的梦想实现了。每天回来的时候，这一天的课程累的，到家又一大堆病人等着，我这么多年考下了医师资格，没有大专的学历我是没有办法考医师的，这是我最大的收获，也是我最大的，当赤脚医生的一天起，我的梦想，我要上医和大学，圆了我的大学梦。

邱政：我觉得每个人在每个阶段可能都有一个不同的梦想，要是说我心里面的中国梦，就是希望在中国农村，能够更多地让村官施展他们的才华。因为村官确实有很多能量，有很多隐藏的才华跟能力，但是可能因为村子的条件不同，所以有些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有些可能还在适应期，没有表现出来。我希望无论社会各界还是村里面的老百姓，能够更重视他们，如果能把他们的能量，不说全发挥，如果能发挥他们80%的能量，中国的农村肯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姜桂玲：我今后的打算我已经干了38年，我在这个道路上一定要一直走下去，因为乡亲们需要我，只要他们需要我，我只要有一口气在，一直的走下去，为了父老乡亲们的健康梦。其实父老乡亲们的健康梦是我一生所追逐的梦想，就为了这个梦想我一直走下去。当好父老乡亲们的守护神，只要他们需要我，我就一直干下去。

王淑芳：她们反映比较多的，就是更加需要快乐。因为我们虽然是农村，但在物质上都是比较满足了，国家的政策也比较好，村里人都住上新房，吃的粮食都够，还有退耕还林。现在她们最需要的就是精神上的支持，更加需要这些文化的活动来满足她们的需求。我做农村工作的，这个不在于吃得好与吃得不好，现在在吃方面没有人计较了，因为都很好了，就是精神食粮上需要丰富，要更加加强，更加提高，一个好的文化舞台，文化队伍是农村更需要的。

邱政：首先这个活动体现了媒体和社会各界对村官这个群体越来越关注了，关于“最美”的说法，我个人理解，因为在中国的农村，地方和地方差距很大，大家做的工作也不太相同，而且有的地方很闭塞，如果说咱们寻找的活动真的能够走得更深一点，更接地气一点，确实能够发现我们大学生村官在生活工作当中，经历地这些艰难也好或者说付出的努力也好，肯定会寻找出所谓的最美大学生村官作为我们村官的代表，也是我们这个年代大学生村官的缩影，大家都很不容易，都很努力。

高华：因为当初我特别穷，我脱贫致富了但是不能忘了乡亲们，我要带领我的乡亲们共同致富。这是我最大的动力的，我当时就这么想的。

高华：比方说我们过去是门窗厂，门窗厂就要招工人呀，我们就会优先照顾村里的困难户，来我们这里上班。现在门窗厂变成了工业园，现在招工也都优先介绍本镇村民尤其是妇女就业。对于以后的计划，我是这样想的，我现在这个工业园，工业园是40亩地嘛，还不够，我还想如果可能的话，我还要想再征一些地，工业园扩大来以后，就业机会也就更多了，同时为我们镇的税收工作做出更多贡献。除了这个，我还有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建立一个最好的敬老院，等我老了，就把孤单的老人接过来，就像自己的家人一起，其乐融融，一起生活。

邱政：我觉得垃圾分类确实在我们村很常态化了，但是要分类，分类就意味着你的垃圾还是有色的、有害的或者白色的或者厨余的。如果我们从源头控制它，和卖菜的小商小贩商量，说你们不要用这种白色的塑料袋，让村民回家提菜篮子，村里面不产生垃圾了，它分类就更容易，从更源头的地方去阻截垃圾的产生。还有就是平时多做宣传，人都是有惰性的，多让老百姓不停听到垃圾分类的好处，垃圾分类工作肯定做得越来越顺利。

王淑芳：中国梦，大了说，就是国家的梦，往小了说，每个人都有梦，只不过梦想有大有小。老百姓的梦，梦是什么？是理想，是追求，每个人不管大的理想，小的理想，都要去追求，不管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各方面都应该这样，有梦才有追求，才有理想，为理想，为梦想而去追逐，追求。我的梦就是快乐梦，就是我一个人快乐不是快乐，大家都快乐，这才是我最大的梦想。所以我做这一切，人有人问我，值吗？我说不是值不值的问题，我做这件事，带领大家自娱自乐，你高兴，我高兴，大家都高兴，大家都快乐，这就是我的梦想。其实我在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快乐。

高华：比如我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城市，在通州也有了房子，可后来为了我的工业园、生态园我又从城市返回农村生活。做出这个生活上的调整，主要是上班路途远，现在提倡低碳生活，每天开车来回来去的，浪费资源和时间，现在搬回农村，省下来的时间我能多干好多事。

王淑芳：要说秘诀谈不上，问题没有解决不了的，你面对什么人群，你就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人跟人不同，所以来说，在农村工作也不是，说它简单它也简单，说它不简单，它也不简单，小是小，鸡毛蒜皮，但是你如果不及时解决，也会成为大问题。做妇女工作，得随时观察她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求，能提供就早一点为她提供，为她服务好了，她就高兴了，她高兴了，你的事就好办了，我们就能很融洽地形成一个和谐的家庭、和谐的村庄，小方面都和谐了，那大的整体的不也和谐了嘛。

李书国：我们村是果树专业村，全村1300多亩土地，就是没有白地，村民们不种粮食，全都种果树，收入比较高，我们采用什么形式让村民种果树，包括他种上果树之后，我们是怎么为他服务的呢？我们采取的就是支部加协会这种模式，党支部引领着他们种，但是具体的服务由协会去做，我们村我是支部书记，还是协会的会长，两个支部委员，一个管技术，一个管销售，这样就形成了现在的这种生产资料协会帮助买，生产技术，协会请人教，销售渠道协会去协调，这么就是一种良性循环的渠道，这么一种路子。
老百姓他只要是把管生产出来，其他的就不用去管，就连结账都不用他管，合作社收，卖了多少梨，统一的送到我们村上来，大喇叭一喊，老百姓就去领了，种梨、桃、杏就这三种。

李书国：现在国家党中央，尤其是习总书记提出来“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这个是很有必要，我觉得现在唱响三部曲，唱响共产党好，唱响社会主义好，唱响改革开放好。关键的是要唱好共产党好，靠谁去说共产党好，靠老百姓说共产党好，老百姓为什么说共产党好，因为共产党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干好事。我就是这么一种理念，然后具体到我这村里边，我们这有一个也是个梦想吧，也是我们党支部的梦想，就是带领着我身边的共产党员，为老百姓多干事，真干事，干实事，干那些让老百姓说共产党好的事，引领着我们的村民，拥护共产党，热爱共产党，跟着共产党，在给他干好事的过程当中，什么是好事，干他一家一户想干又干不了的事，尤其是在他的生产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作为村支部书记，作为村党支部能够及时的站出来帮助他排忧解难，做他的坚强后盾，他就感觉到他有主心骨。
　　我给你举个例子，2011年1月8号，头春节我那村里边，那天是我们镇里边开会，各村的支部书记，领导班子都去开会了，我开完会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1点了，我看到大队部里边还亮着灯，我就进去了，我们当时值班的一个村委会委员就告诉我说，村里边出事了，我说出什么事了，他就说一个村民两口子头春节因为家庭琐事打架了，一吵架女的想不开，喝了农药了。我说人呢，他说人已经送到医院去了，我说谁送过去的，他说是我们的一名支部委员开着自己车把人送走了，当时我就打听了这个支部委员的电话，我说你们在哪呢，他说在仁和医院呢，我说人怎么样，他说正在抢救，因为我还没回家呢，我就赶紧回家给我老伴要了1万块钱，我说得马上去，她说你去医院干吗呀，我说谁谁的媳妇喝农药了，因为打架，这样11点钟我叫开村民的门，开着他的车带我去的仁和。
　　大概20里路，到了以后我一看整个抢救室里边几个大夫还在洗胃，输液，还在抢救，然后她的丈夫看到我之后就落泪了，落泪了之后，我就跟大夫说，我说你们一定想办法人救过来，我说不管花多少钱，没事，我们交。这样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抢救，然后大夫就告诉我，说书记，你放心吧，这个人没有生命危险了，不过我们怕她有并发症，得需要住院治疗，说你们办住院手续吧，当时我就问这个村民，我说你有钱吗？把住院手续办了，他说把钱都花没了，得回家拿去，我说不用拿了，我有，我给他交了3000块钱的住院押金，又给了1000块钱的饭钱，人家娘家来人之后，跟人家好好解释，该管人吃管人吃，该管人喝管人喝，别把矛盾激化，我一直等到把她送进病房里，等到她输完第一瓶液，我到家凌晨3点了。
　　我就是觉得只要老百姓有实际的困难，党支部拉他一把，他就觉得很温暖。有一点什么隔阂他也能看到你党员跟支部，你的村干部对他是真心实意的，他能够互相谅解，这样就有利于促进和谐了。

李书国：我就觉得中国梦是个大梦，它主要包含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这么几个内容，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不同的人他就有不同的梦了，对不对呀，比如说我这个当农民的，我的梦就是带着我的老百姓过上跟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这就是我的梦。那各个行业的人他有各个行业的梦，做商业的人他的梦就是多挣钱，但是每一个人的梦，汇集在一块形成我们的中国梦，他是这么一种关系，只要中国梦实现了，你每一个人的梦也就实现了。

李书国：这个太多了，第一个砍，梨换种的时候，老百姓对于他两年不接梨接受不了，他两年不会有回报，所以说当时换的时候相当困难，我是挨家挨户的去做工作，带着我的两委班子成员，大家不愿意换，因为他毕竟是新生事物，他也不知道能不能卖钱，可是换完了之后，2001年换完了，2003年结梨了，接了梨之后，当时刚才我说的那样，卖到了一块三四，当时卖到了三块，四块，五块，五块钱一斤，因为当时北京地区没有这种梨，我们才引进来，到了2004年的时候产量上来了，2001年当时换了3万亩，他产量一上来，市场老百姓，就是消费者接受不了这个价格，所以就形成了市场上的滞销，卖不出去，老百姓说我不愿意换，他非让我换，现在卖不出去了，没人管了吧，耽误了我两年的产量。
　　在这种形式之下我们组建了一个协会，想法就是一定把大伙的梨卖出去，这样我们就跑市场，什么新发地、四道口，北京市所有的批发市场全转遍了，通过各种关系，7毛，8毛把大伙的梨全都卖出去了。然后第二年，我们就跟这些固定的合作社，大的销售商开始建立关系，就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

高华：家里不同意，当时亲戚朋友去看了垃圾场都说，这环境太差了，进去就出不来，你生活好好的干嘛要折腾这个。可我就是个闲不住的人，想着工业园已经 成形了，周边有这么一个垃圾山，干脆也一起改造了吧，反正也没人和我争，我改造好了也是给乡亲们谋福利，我就坚持这么做了。